他没有受过一天专业特工训练，没有显赫的背景，甚至连进军统都是被人蒙骗进去的。

可就是这样一个看似毫不起眼的小学教师，却让戴笠安插在延安的数十名特务一夜之间全部失联，苦心经营多年的谍报网络彻底崩塌。

戴笠至死都在追查那个“内鬼”，却怎么也不会把目光投向这个人。他就是吴南山，一个因为良知而改变了一场无声战争走向的普通人。

被骗进军统特训班的小学教师

1938年4月，陕甘宁边区出了件大事，边区政府副主席张国焘借着祭拜黄帝陵的机会，脱离队伍，一路跑到西安，最终投奔了国民党。

张国焘在延安待了多年，对边区的情况了如指掌。到了重庆，他很快被戴笠招进军统，出任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少将主任。

他给戴笠出了个主意：共产党看重知识分子，要打入延安，最好从青年学生入手；而且人得用西北本地人，口音对、地头熟，混进去不容易露馅。

其实早在这之前，军统特务程慕颐就已经在温州办过特训班，张国焘的建议等于是给这套打法指了个更精准的方向。

1939年9月，陕西汉中东郊十八里铺陈家营，一处戒备森严的院落悄悄挂出了“战时游击战术干部训练班”的牌子。

对外，它打着“天水行营游击干部训练班”的旗号，声称培养抗日骨干；对内，它是军统的绝密特务机构，汉中特种技术训练班，圈内简称“汉训班”。

戴笠亲自兼任班主任，实际事务交给副主任程慕颐（化名程益）打理。

这个班的师资阵容在军统里算得上豪华。政治指导室主任沈之岳，1937年就曾潜入延安，在抗大二期混进了中共，被军统视为“中共专家”。

特技教官杜长城，爆破手艺一流，人称“爆破专家”，同时还兼任汉中城内接待站的站长；再加上教射击、格斗、擒拿的军事教官，整套班子都是行家里手。

课程全是冲着陕甘宁边区去的：情报搜集、化装跟踪、密写技术、爆破、投毒、暗杀，三个月一期，学完就派出去。

招生的套路也很精明，抗战正打得激烈，西北不少热血青年想报国却找不到门路，军统就放出风声，说汉中有个抗日干部培训班，管吃管住，结业还分配工作。

不少中学生和知识青年就这么被骗了进去。

等进了门才发现不对劲，可已经出不来了：训练期间准进不准出，学员一律用代号相称，彼此不知道真实姓名，班规好几条，泄露机密直接军法处置。

汉训班从1939年9月办到1941年3月，前后招了九期，前八期毕业631人，其中包括37名教官。

这些人毕业后以“进步青年”的面目散进边区，有的考进延安的学校，有的混进机关当职员，有的进了部队。

戴笠管这叫“自然渗透法”，让人自己走进去，比硬塞进去安全得多，也扎得深。

甘肃庆阳人吴南山，就是被骗进来的第四期学员之一。

吴南山从平凉师资训练班毕业后回家乡教书，先在庆阳第一完全小学，后来到樊家庙短期义务小学当校长。

他多才多艺，思想也进步，课余常参加抗日救亡宣传，还帮地下党的农会主席和保长写材料。

国民党县政府停发教师工资，吴南山就带头去告，结果1939年底陇东国共摩擦时，他和一批教员被裹胁到西峰镇，庆阳县教育局长挟嫌报复，以他“红”为借口，死活不给分配工作。

丢了饭碗的吴南山走投无路。同事胡瑞麟给他指了条路：“重庆有个战时干部训练团在招生，免费上学，毕业分配工作，月薪也不低！”

胡瑞麟凑了点旅费，不够到重庆，又写了封信，让吴南山到汉中找一个叫杜长城的人借钱。吴南山如约去找杜长城，杜看了介绍信，带他上街照相，说是帮他安排去重庆的车。

可车出了汉中城东门，拐进郊外的小路，停在一处挂着“战时游击战术干部训练班”牌子的院落前。

吴南山就这么被直接带进了特训班。等他发现课堂上讲的全是怎么识别“赤匪”、怎么潜伏渗透、怎么传递情报时，已经骑虎难下了。

他脑子活，选择装出一副积极上进的样子，争取早点离开。几个月后，他取得教官信任，以回乡开展工作为由提前毕业。

军统给他取了化名“吴继尧”，任务是潜回庆阳，收集情报，等待指令。

自首反正的军统潜伏特务

回到庆阳，吴南山傻眼了。

汉训班的课堂上把边区描绘成混乱不堪、民不聊生的地方，可他亲眼看到的是什么？

县里办着识字班，农民分了地，干部下乡不拿群众一针一线，老百姓见了干部不用下跪，打官司有地方说理。

好友陆为公从延安受训回来，正在筹办陇东中学，邀他去当教员。学校开学后，吴南山重新站上讲台，还作为教师代表参加了县参议会。

参议会的民主气氛给他的冲击最大。那不是摆样子，是真让老百姓说话、真让代表议事。对一个因为倾向进步被国民党当局断了饭碗的教师来说，这种对比太强烈了。

他在边区生活了2两个多月，反复看、反复想，心里的天平就一点点倾斜了。

1940年10月的一个深夜，吴南山敲开了陆为公的门。陆为公当时已经当选庆阳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。

两人聊了大半夜，快到拂晓时，吴南山终于把话挑明：“我不是普通教员，我是被军统派回来潜伏的特务。”

他把自己怎么被骗进汉训班、训练班的课程设置、教官名单、学员去向一五一十全说了，还交出了通讯密码本、万能显影液配方和爆破药配方。

陆为公第2天一早就向陇东地委书记马文瑞做了汇报。

当晚，马文瑞、陆为公和陇东保安科长李甫山一起找吴南山谈话，当场决定：不逮捕、不公开，秘密发展为陇东保安科外勤人员，由李甫山直接联络，继续以教员身份公开活动。

后来为了掩护工作，又安排他当了庆阳县教育科科长。

吴南山没有辜负这份信任。他整理出汉训班学员名单，继续和西安军统保持虚假通信。

不久之后，被派往环县的几名汉训班学员因找不到掩护身份来找他，吴南山把三人安排进陇东中学纳入监控，很快人赃并获。

但这只是个开头。1941年10月，吴南山去延安开会返回途中，在富县南郊撞见一个熟人：祁三益。

祁三益原名祁希贤，镇原人，和他同期受训，因爆破技术好被留班当教官，号称“爆破大王”。当时一个国民党校官骑在马上，祁三益步行跟在后面，急匆匆往延安方向赶。

吴南山心里咯噔一下，面上却不动声色。

祁三益见到老同学也喜出望外，实话实说：军统派到边区的特务分属不同期，互不认识，需要他这个当过教官、认识人的去串联组织。可他没有合法身份，正犯愁呢。

“我现在是庆阳县教育科科长，”吴南山顺水推舟，“不如先跟我回庆阳办个合法身份，再去延安也不迟。”

祁三益觉得有道理，跟着去了庆阳，一待就是20多天，这些天，他天天催着对方给自己办手续。

吴南山则悄悄将他报了上去。边区保安处急派保卫部长布鲁赶赴庆阳，他可是边区保安处的破案能手，就连毛主席都称他为“延安的福尔摩斯”。

他们制定的抓捕方案也很巧妙：吴南山把祁三益引到郊外“会面”，两人走进城门洞时，事先埋伏的陇东保安科治安股股长涂占奎带人当场拿下祁三益。

同时，他们也没忘把吴南山也“抓”了，对外做出一同被捕的假象，分开关押。

审讯中，布鲁没有硬来，而是耐心讲政策：“只要悔过自新，就给出路，不是要杀头。”

祁三益写了两天材料，把受训经过、掌握的延安潜伏名单全交代了，还说出一件更严重的事：这次进延安负有“重大行动”任务，后来确认指向暗杀我方重要领导。

布鲁当即决定反用祁三益，让他回延安继续“执行”联络任务，暗中辨认潜伏特务。

更惊险的是，布鲁随行的工作人员李峰壁被吴南山当场认出也是汉训班打进来的，特务已经渗透到了保安处内部。

中央社会部的李克农随即作出指示：反用联络员，把整张网引出来再一网打尽。

主动权就此彻底转到了边区保安处手里。

全军覆没的汉训班谍网

被反用的祁三益，成了边区保安处最得力的“认人工具”。布鲁把他安排在延安新市场附近的完小工作，那是延安最热闹的地方，各色人等都得在那儿亮相。

祁三益整天逛市场，迎面碰上一个认一个，先后指认出十多名军统特务。他还提供线索，找到了和他负有同样联络任务的另外两人：杨超和宁县人李春茂。

这两人被控制后也选择了配合，链条越扯越长：抗大、贸易局、部队机关，甚至军委相关单位，都有汉训班的人潜伏着。

1942年五一劳动节，延安各界在南关大操场举行庆祝大会，人头攒动。

被反用的李春茂在会场服务，一眼认出了混在人群中的赵秀，他是军统西北特侦站延安组副组长兼总联络员，程慕颐派来的最重要的联络员。

布鲁没有在大会上动手，那样动静太大。他安排李春茂用暗语跟赵秀打招呼，把他引离会场，然后精心设计了一套迂回劝降的方案。

这套方案的巧妙之处在于“反着来”。祁三益、李春茂、王星文三人虽然都已投诚，但互相不知情，都以为别人还在军统。

布鲁把他们分别关押，先让王星文去劝李春茂，李同意后，王、李两人再一起去劝祁三益，祁三益起初不降；接着王、李去劝赵秀，赵秀还嘴硬：“我是军统的人，要杀要剐随你们！”

被带到保安处后，布鲁亲自突击审讯，耐心讲政策：“你也是被骗进汉训班的，现在两条路摆在面前，继续为军统卖命，还是回头站到人民这边？”

政策攻心之下，赵秀才表示愿意悔过；最后王、李再去找祁三益，祁这才同意。

四个人一个推一个，全部倒了过来。之所以用这个反序，是为了掩护最可靠的祁三益， 万一有人动摇，祁三益的副组长形象还能保留，还可以继续诱使西北特侦站上钩。

不过杨超是个例外。此人思想反动，保安处本想利用他的关系继续发现特务，他却声称回西安请示工作，一去不返。

程慕颐派到延安的核心联络员至此基本落网。

1942年10月，中央社会部又挖出了潜伏最深的一个特务小组：胡士渊、杨子才、夏珍卿三人打入了中央军委二局。

那是负责破译国民党军事密码的核心情报部门，敌人的人坐在这里面，等于把手伸进了中共中央的情报心脏。

胡士渊被捕后又供出了打入延安大学的来朋（本名来东园）。一条链牵出一条链，直到最后一个人浮上水面。

1942年底，汉训班特务案全案告破。据相关统计，涉案人员共55人，前后挖出特务线索150余条。

更绝的是，中共中央没有简单地把人一判了事，而是决定继续反用这批人。

潜入延安的32名军统特务中，除王焕章1人外，其余31人都受到信任，继续向重庆发送情报，不过每一份都经过边区保安处的审查和加工。

戴笠在重庆收到的“延安绝密情报”，全是组织上精心喂给他的假料，他还拍着桌子夸情报工作做得好，被蒙在鼓里蒙了好几年。

到1943年5月，戴笠终于不得不承认延安潜伏网络全军覆没。但他不敢如实上报，于是在重庆白公馆办了一场“延安死难烈士追悼会”，蒋介石还亲临现场。

墙上挂着30多张特工遗像，可这些所谓的“烈士”大多没有死，而是被抓获后弃暗投明了。

戴笠事后反复排查，查通讯、查人员、查密码，始终找不到突破口。1946年3月，他乘坐的飞机在南京西郊岱山失事，带着那个解不开的谜进了坟墓。

他死后几个月，经组织批准，吴南山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成为一名不公开身份的特别党员。

1947年2月7日，《解放日报》刊登了他的自述文章，以亲身经历揭露了军统汉训班的真相。

那个隐藏多年的缺口，终于被摆到了报纸版面上。